校友工作
如歌岁月|圆梦路上的感恩(哲学系77级校友 王毅平)

现已看到的同学们的26篇纪念文稿,真是精彩纷呈,生动感人。此前,虽然晓武和李芹不断地督促和鼓励我写稿,但我始终觉得和同学们相比,自己既没有什么建树,文笔也甚为平庸,所以一直没有勇气动笔。春节期间,每天在吃饱喝足之余,又更多地回想起了昔日难忘的大学时光,回想起了一路上那么多的需要感恩之人,遂下定决心,即便是滥竽充数,也要完成这个任务。

和所有同学一样,1977年的高考,将我送进了山大的校园,圆了我的大学之梦。圆梦路上,需要我真心感恩的人很多很多,但我首先要感恩的,还应是我的父母。我的父母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,文化水平不高。1948年,我的父亲高小还没有读完就参加了革命,他边工作边学习,不断提升自己。先是从掖县(现为莱州)县委宣传部到了大众日报社,后又选调到国家体育报社,成为一名高级记者。后因母亲和家庭不能随之调动,3年后又回到了大众日报社。父母深知文化水平对个人工作和发展的作用,因而特别重视子女的学习。尤其是我的母亲,她虽然从小就渴望读书,却因家境贫寒,没有上过一天的学,参加革命后才在妇女识字班里识了字。报社是知识分子如云的地方,既有高中生,也有很多大学生,母亲由于文化水平低,就一直做着文书的工作,既未能当编辑,也未能做记者。所以,母亲便把上学读书以至上大学深造的希望寄托在子女的身上。1957年,因为母亲生病导致我成为早产儿。当时母亲患的是结核性脑膜炎和粟粒性肺结核,国内没有特效药,报社的领导联系了上海文汇报社,专门为母亲从前苏联弄来了药,治好了她的病。所以父母一直告诫我们,没有毛主席共产党,就没有我们的今天,一定要好好读书,报答党的恩情。十年“文革”期间,教育,特别是高等教育受到了严重破坏,“知识越多越反动”“读书无用论”甚嚣尘上,我们的学习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。但是,即便在那种环境下,甚至在“停课闹革命”期间,父母也一直在督促、鼓励我们兄妹学习,母亲更是利用在报社图书室工作之便,一次次批量地带图书回家给我们看。我所阅读过的国内外大量经典文学名著,大都是在此期间读到的。也正是在父母的鞭策下,我从小学到高中毕业各科成绩几乎全是100分,学习成绩每每都是全班第一。

其次,要感恩我不同学习阶段的老师。

我在山师附小和山师附中度过了我的小学和初中,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,但许多老师的音容笑貌,至今仍栩栩如生。在山师附小,教导主任刘雅春老师讲话逻辑性很强,言简意赅,数学教的特别棒,后来调到解放路第一小学当了校长;李方荣老师富有艺术气息,语文教学很有激情,她也是山师附小宣传队的总负责人,在我的脑海里她几乎就是活着的林道静,由她带队,我们学校的合唱比赛几乎每次在济南市中学生比赛中都是第一名;谢淑玲老师毕业于山师大,我们在山师附小带帽中学期间,她负责我们的数学和英语教学,讲的简单明了、通俗易懂,令人印象深刻。

我也庆幸高中时代遇到了好老师。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的英文老师薛月仪也是我们的班主任,不仅为我们的英语学习,也为班级的团结进步费尽了心思。政治老师王南勋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,也曾教过我们语文。他特别反对死读书、读死书,强调要德智体全面发展。他的儿子是我们山师附中百米冠军,儿女双双考上大学。80年代他带过的一个班,最后一个不落地全部考上了大学。语文老师谢洪祥毕业于威廉希尔官方网站,讲课十分生动,引人入胜。他讲的《失街亭》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一课,讲完后全班同学都到处去借《三国演义》看,我也是在那期间读了这部名著。我大学毕业前,谢老师又回到了山大中文系任教。中学时期,我一直担任班级团支部书记,这个角色要求我身先士卒做表率,也让我的学习有了更大的动力。

19757月,我高中毕业,11月被分配到山东新华印刷厂,当了一名排字工人,还担任了车间团支部学习委员。作为工人理论队伍的成员,在厂期间曾多次被借调到宣传科和山东人民出版社帮忙。让我一直引以为傲的一件事是,在印刷厂期间,曾与蒋捷夫等多位山大教授一起合作撰写了列宁《再论工会、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》的学习辅导材料,这让我对大学有了更多的憧憬。

19779月,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,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高考制度,10月份在各大媒体公布。我听到这个消息后,心情无比振奋,立刻设法筹集资料,争分夺秒地投入了短暂紧张的复习。厂里工作很忙,记得当时正在印制《毛选》五卷,不但没有午休,还经常加班加点,白天根本没有时间复习,只有每天晚上10点到家后才能看点复习材料。12月,我和庄平在同一个考场完成了考试。接到入学通知书的那一天,我走路都感觉有点“飘”,周围的花鸟树木也都似乎在向我欢呼致意。后来听说,市中区录取的考生,我们印刷厂有9个人,是入学率最高的单位。我们家所在单元楼又是大众日报社入学率最高的,有6个人考上了大学,其中4人进入了山大。那一年,我哥哥也考入了大学,兄妹一起圆了梦寐以求的大学梦。

最后,当然要感恩大学时代的老师和同学。

19782月我踏入了威廉希尔官方网站哲学系。当时我填报的四个志愿都是山大,第一志愿就是哲学系。之所以选择哲学系,是因为我以往读书中曾看到“哲学使人睿智”,而我自知思想幼稚,处事太感情化,所以想通过学习哲学让自己变得更理性一些(遗憾的是,至今都退休六年了,却一直都未曾进阶到“睿智”)。入学第一课,就被臧乐源主任高亢嘹亮、激情彭湃的讲话所打动。教中国哲学史的周立升老师、教欧洲哲学史的龚兴老师和李武林老师、教自然辩证法的肖效武老师、教《反杜林论》的杨贵昌老师、教哲学原理的樊瑞平老师和徐学圣老师等,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记忆犹新的是,由于樊老师的提问常常让人猝不及防,所以我一直特别害怕被叫到。记得于炳贵师兄常常被叫到,但他的回答却总是那么成竹在胸,从容不迫,让我佩服万分。另外还有李树军老师,热情大方,让我一直心存感念。他给我们上过伦理学的课,毕业前夕还曾带我们到文登张家埠实习,1998年我去墨尔本探亲时曾得到他和家人的热情帮助和盛情款待。除了在本系听课,我和卢阿青、吕敏等还去中文系旁听周来祥等老师的美学课。由于陈之安和孔令仁老师的历史课也十分精彩,我们去历史系也听了不少课。老师们犹如辛勤的园丁,为我们的成长注入了丰富的营养。

“这世界有那么多人,多幸运,我有个我们。”大学期间,我有幸遇到了那么多的好老师,也有幸拥有了这么多的好同学。班长李宏祥严于律己,关心同学,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、好大哥。中学时期,我的学习成绩在班级里基本一直无人超越,可进入大学后看到那么多同学非常出色,思想十分成熟,不少同学入学前就是单位的领导,尤其是讨论起学习中的问题,他们侃侃而谈,学识十分渊博。毕业后成为著名学者专家的同学不少,进入政界造福一方的同学也很多。跟他们相比,让我汗颜,真实地体会了什么是井底之蛙,什么是一山更比一山高。

从小到大不断有人问我,你喜欢做什么?说实话,到今天为止,我最大的痛苦就是不知道自己究竟喜欢什么。但是我们班的李培林、傅有德和刘玉安、周向军、唐少杰等一些同学,他们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学术成就,我觉得是他们在大学求学期间就有了自己的选择,并向着目标坚定地前进。还有庄平和李芹,她们学习都十分刻苦,每次晚自习,都是我们女生中最后离开教室的。还有的同学,像刘力言不顾自己血压高,为抢救系里的老师去献血,李涛、刘兴章、曹晓武、吴溪清等牺牲自己的时间,给同学理发、照相、买书、修表等,助人为乐。还有的同学在新的领域中发展,成绩卓越。方宏建,一直在我心中是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形象,我以为他以后会成为著名的逻辑学家,却没有想到最后却成了山大的副校长、党委副书记,更没有想到他还会赋词作曲,而且唱歌还那么好;马士岭和肖连生,他们和我一个小组,日常的印象是老实忠厚,未曾想现在的他们一个在股市低进高抛,成绩斐然,一个在学界和商界自由驰骋。

我感恩父母和老师为我的梦想筑基并教我如何做人,也感恩同学的现实榜样。正是他们的榜样和激励,让我在踏上工作岗位后一直不敢懈怠。我19821月入职于山东社会科学院,从事妇女学和社会学研究,承担过多项国家课题和省课题,多次获得山东省优秀成果二等奖和三等奖。2000年被评为正高,2010年升为三级岗。工作期间,任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,山东社会科学院妇女研究中心主任,兼任中国妇女研究会理事、山东妇女研究会副秘书长、山东省社会学会常务理事。2000年首批入选“山东省理论人才百人工程”,2003年入选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“山东社会科学人才库”。在女性研究领域,也小有成就,先后率队完成了中国妇女社会地位(山东域)1990年、2000年、2010年三期的调查数据分析。作为山东社会科学院妇女研究中心主任,曾先后受邀率团访问了奥地利、日本和韩国,参加了在韩国举办的世界妇女人权大会。2009年,我们中心被山东省妇联授予“山东妇女性别研究/培训基地”,2010年被山东省直机关授予“巾帼建功先进集体”,2010年被山东省总工会评为“女职工建功立业标兵岗”,2012年获得“全国三八红旗集体和全国妇女创先争优先进集体”荣誉称号。

我喜欢旅游,去过国内外许多地方,拍摄过无数景色艳丽的美照。但是,这些都没有青春飞扬的山大校园、山大老师和曾经朝夕相伴的同学给我的印象更深刻、更感人。这一切,都将留在我的梦田里,永远不散场!

202328日于济南

文:王毅平

图:王毅平、《如歌岁月》编辑组